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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这一百年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9日       作者:-       编辑:-      来源:      浏览次数:(2002)次
 
  50年后,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为何没有离开内地”的问题,杨绛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艰难且漫长的竞赛。
 
 
  尚是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曾为其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她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百年。她是钱锺书夫人,是文学、翻译大家,是上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她曾对记者说:“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罕逢百年寿喜,出版界也迎来了盛世,形如《百年风华:杨绛传》等一批相关图书问世。即便杨绛本人低调,她的人生,仍是值得一书。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牛棚”岁月
 
  1966年 “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闭门谢客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如今,杨绛已是期颐之年,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杨绛一直非常低调,有一年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
 
                                     编辑:曹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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