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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去大陆的经济原因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7日       作者:-       编辑:-      来源:      浏览次数:(2271)次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国民党可谓威风八面风光十足:斯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员在国际地位空前,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登峰造极——当时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程度也可谓空前。军事上国民党更是一党独大: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48个旅;中共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正规军61万人。国共军事力量对比为3.4比1。 国民党军事方面的优势还体现在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仅垄断了受降的权力,接受了100万日军的武器,而且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在86个整编师中,有近一半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坦克、飞机、大炮、军舰等应有尽有。经济实力相差也很大,国民党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亿以上的人口,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大中城市,拥有现代化工业及雄厚的人力物力,还能在财政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共产党的解放区中有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约1亿,城市全是小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的手工业,没有现代工业,也得不到外援,只能“自力更生”. 那么,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为什么在短短四年半中就一败涂地,输掉了这场战争呢?原因不外是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诸多方面,我们不妨先就经济方面看个究竟。
 
    国民党所以输掉战争,经济上的原因应该是基础——所谓“军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也。那么,在经济上都有那些原因促使国民党丢掉大陆呢?
 
    首先,是战后重建的失败和生产崩溃。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困难多多,经济形势不容乐观。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其任期内,经济政策不是扶助民营而是偏于国营,政府收支不仅不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对外经济关系因进口剧增而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计划可谓均成泡影。就实际情形而言,内战重起之后,战争再次成为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继宋子文之后的历任阁揆,经济无确切政策可循,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经济基本面的形势。结果,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尚有相当距离。由于内战再起,军费剧增,能够用于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少得可怜。据估计,战后用于经济建设的政府投资和国外借款总数为28200万美元,不及战时损失的一个零头。而政府用于经建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的0.5%,最低为1949年的0.17%。加之国民党当时的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根本无暇顾及经济。1947年以后,因为战争范围的扩大,生产与消费均大受影响,国内市场再度被分割,再加以恶性通货膨胀,消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经济运行陷于崩溃的境地,更谈不上发展了。如此之糟的成绩,显然不足以满足战后人民对改善生活的要求,国民党政权被人民抛弃也就自然而然了。
 
    其次,是土地问题。中国农业经济因为其很大程度上的自然经济性质,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大规模战争对生产环境的破坏,军队征发对劳力的占用,田赋征实对农民生产物的低价以至无偿占有等,对于战后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不利影响仍然不容低估,农业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   作为民生基本的粮食问题仍然是国民党面临的难题之一。粮食消费有增无减,各地粮价也因此不断上涨。尤其是收复区受抢购军粮和复员还乡的影响,粮价攀升更为剧烈。以至“各地粮情之紊乱,粮价之暴涨,无凭遏止”。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高达446万吨,而粮食进口因国际配额管制,只能弥补供应缺口的1/10。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的供应,国民党仍然实行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因为形势的恶化及其统治区面积的减少,实征数趋于下降。战后初期的两个年度内,实征7210万石,1948年度则剧降为2千万石,预示着实物征收制度也难以为继。由于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在城市里经常发生抢购粮食风潮,导致社会不安及民心动荡。
    
    在土地问题方面。据22个省的统计,战后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3%,半自耕农占25%,两者合占58%,较战前增长了4个百分点,显示自耕农数在下降。如何从土地分配入手,提高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国民党内亦有不少人认识到,“土地问题是解决国民经济的中心,土地问题合理解决,政治与军事便迎刃而解”。但平均地权、减轻租赋是国民党当政20余年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要打出这面旗帜,以拉拢人心,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实践中迁就、照顾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终国民党之统治,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一直没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其所有关于农村的政策,无论理论上多么完美多么有效,一到实行时则如大海中之一滴水,很快便消失于无形。而共产党真是通过所谓“土改”满足了农村最广泛民众多土地的渴求,从而赢得民心开拓兵源,最后赢得战争的。
 
    再次,是金融的崩溃。由于种种原因,法币发行自抗战中后期开始日渐增加,通货膨胀由此成为如影随形之顽症困扰着当局。抗战结束后,这一问题除了在最初一二个月内有所缓解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并已成恶性化之势。随着抗战的胜利,后方不少人期待复员还乡,急于处理手中的物品,同时沦陷区的接收,使法币使用范围陡然扩大,从而导致后方物价一度急剧下降。然而这种现象实为对胜利的即时反应,并无坚实基础,从11月起各地物价重又上涨,12月的物价指数大致又恢复到8月的水平,而在收复区,由于高估法币币值,造成法币大量拥入,物价上涨更为明显。上海物价指数11月较9月上涨1.87倍,涨幅为抗战以来所少有。从根本上说,物价上涨是政府财政依赖发行造成的恶果。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高涨;同时物价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物价的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是国民党面临的最大难题。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完全靠中央银行垫款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因此当时负责金融的宋子文就不能不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据统计,军费和特别支出(另一种形式的军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1945年为71%,1946年为54%,1947年为60%,军费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最终也导致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崩溃。因为收入远不抵支出,法币的发行只能不断增加。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战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则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1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同一时期物价的上涨幅度更超过了法币发行的增加幅度,两者互相刺激,互为影响,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加速阶段。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广大普通百姓生活水准的下降。法币购买力指数,从战争结束时的0.289,下降到1947年3月的0.0089,幅度之大,是一般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通货膨胀一旦进入恶性阶段,首先摧毁的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所谓得不偿失,饮鸩止渴,此之谓也。
 
    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由于上述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无法正常进行。中国经济非但未能在战后全面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反在抗战损失基础上又加一重损失,使经济体系更为残破,最终导致整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其间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内战重起,使经济发展根本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环境的支持。在近代中国长期战乱的特定条件下,稳定的环境较之于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结果,内战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且是上述经济恢复与重建中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国民党,只能以失败为自己在大陆的统治划上句号。
 
                                                                    编辑:王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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